大喇叭  徐仁根  

    我讲的“大喇叭”不是管乐器中的大铜号,也不是收音机里的扬声器,而是人——一个我所难忘的上海知青。

  那是七十年代初的事了 。
    我们刚到大兴安岭就上山了,说是打战备洞。知青连驻扎在一个一面靠山,一面临水的原始森林里,四幢旧帐篷挤着百十来号男女知青。“大喇叭”的铺紧挨着我,是我班员。他的闲话很多,而且每次讲话前总喜欢用他那带着“上海牌”手表的左手,捋一捋头发,然后再“啪啪”地拍两下胸脯,那张略带倒三角的长方脸,向右一扭,扁平鼻子下的厚唇大嘴一裂:“咱哥们!-----”那南腔北调的声音就象挂在电线杆上的破高音喇叭里发出的尖叫,不知哪位知青赠了个“大喇叭”的雅号给他,慢慢的他的大名倒被人遗忘了。


    “大喇叭”最喜欢夸他的“哥们”多 ,讲义气,说他家里条件好,有钞票。刚在一起,我也蛮喜欢听他讲,觉得很新鲜,日子长了,见他翻老黄历,就有些烦了,常常是他刚伸出手捋头发,我就学他样,用手拍胸脯,大叫一声:“咱哥们!”他只好苦笑一声。
    说真的,与“大喇叭”在一起半年多了,我从来没有看到他跟那位“哥们”铁,也没有看到他有“拔刀相助”的义举,只是他条件好,有钞票,倒也可信。当时,我们这帮知青谁也没有手表,就他带着块“上海”表,有人说这表的机芯是旧的,管它呢,反正我们没有。
大概“大喇叭”自己也感到别人对他闲话不感兴趣了。于是,一连几天,收工后的帐篷里见不到他人影。后来,我才知道他是到山脚下的一个养路工区去玩了,而且还和一位年青的小寡妇挂上了。说来奇怪,一天晚上,“大喇叭”窜到工区,推开小寡妇门,竟然看见喝得醉醺醺的大郭躺在小寡妇炕上,吓得“大喇叭”转身就跑,连狗皮帽掉在哪里也说不清楚了。

    大郭是我们连长,四十开外,长得膀大腰圆。在这个世外桃源的“小社会”里,他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。他常常当着我们面,一手插腰,一手拉开黑黢黢的老羊皮大衣,露出紫绛红线衫上的大红“忠”字说:“毛主席让你们来接受再教育,我就是教育你们的人!”半年不到,就有不少男女知青得到他的粗手大脚的再教育。

    “大喇叭”遇到他还有好!
果然,第二天,大郭派人喊去“大喇叭”,一顿臭骂加两脚,临未,还规定“大喇叭”写检查,检讨夜不归宿的错误。“大喇叭”嘴巴蛮会翻,要写检查难住了他,关在连部整整两天,撕坏了十几张信纸,只在一张纸上留下了歪歪扭扭的几个字。他把“检讨书”的“检”字写成了“查”字,“查讨书”一贴出来,便引起大伙儿一阵哄笑。“大喇叭”却煞有介事拍拍胸脯说:“笑什么?咱哥们从来没有写过检查。”
打这起,“大喇叭”开始沾上了酒,我经常见他拎一瓶酒,夹上两个罐头往连部跑。

    一天晚上,我值班烧炉子,深更半夜只听见“嘎吱”一声,帐篷门被猛地踢开,一股寒流裹着刺鼻的酒气扑进门来。只见“大喇叭”提着半瓶酒,一步三摇颠倒在铺边,嘴里吐出一串含糊不清的词;“咱哥们,从不带醉的 ----”酒瓶还没放稳,大半个身子已经歪倒在铺上,那酒瓶“咕冬,咕冬”地往外冒------ 第二天,起床哨响了,我费了好大劲才把“大啦叭”摇醒,谁知“大啦叭”却尖叫起来;“表没了!”我猛吃一惊——昨天晚上“大喇叭”的鞋也是我帮他脱下来的 。


    幸好“大喇叭”很快找到了手表。那是大郭乘他酒醉后从他手上抹下来的。当然,“大喇叭”又掏出三十元“失物招领费”。当晚,大郭、“大喇叭 ”几个哥们又在一起碰了杯。吃喝中“大喇叭”照例不会忘记捋头发,拍胸脯,喊几声“咱哥们,有的是钱。”
这个月的中旬,“大喇叭”憋不住烟瘾,脱下蓝的卡上衣,换了一条“迎春”烟,下旬,又向我借了5元钱菜票。但“大喇叭”照样拍胸脯,不过不再喊“咱哥们,有的是钱。”而是喊“咱哥们,跟大郭是老铁。”

    没有多久,“大喇叭”就遭到大郭一顿毒打。原因是年三十那天,山下一个什么主任来慰问知青,大郭马上抓起炸药和雷管,陪主任去炸鱼。晚上大郭和主任几个在食堂大鱼大肉了一顿,酒足饭饱后,主任一摇三摆地拎着几条大鱼坐车走了。“大喇叭”见大郭不叫他去喝酒,有些忿忿不平,呆在帐篷里喝了几天闷酒。

    没几天,“大喇叭”不知道从哪儿听到上面禁止用雷管炸鱼后的消息后,马上由忿忿不平变为幸灾乐祸了。这天中午,他兴致特别高,喝得两眼通红。他得意地用手捋捋头发,歪起脖子,“啪啪”地拍了两下胸脯,喊道:“咱哥们,不是吹,炸鱼事一告,够大郭受的。”我见食堂人多,忙用手放在嘴上示意他不要说了。谁知他更来劲了:“怕什么?小寡妇说他上两年才从“笆篱子”里出来的。”
当晚,“大喇叭”被召到连部,直到十点多才回帐篷,在昏暗的煤油灯下,只见他左眼青肿 ,扁鼻下的厚嘴唇上还有干枯的血迹,上衣纽扣也拉掉了两个。显然他挨揍了,而且还不轻。在我的追问下,“大喇叭”说:“一走进连部,就被大郭一拳击在左眼上,接着便是一顿拳打脚踢,未了,被推倒帐篷边,罚站两个小时。”

   看着“大喇叭”可怜样,我气极了,我决心为“大喇叭”出气,向大郭挑战。我立刻穿上棉大衣,找了白纸和毛笔,画了一组大郭打人的漫画,右下角方方正正签上我的大名,连夜张贴在连部。

    第二天一早,我看到许多知青挤在连部门边看我的杰作,大郭也站在一边,紫茄色的脸绷得紧紧的。
傍晚,“大喇叭”不见了,连他的铺盖也不见了------

    起床哨声又响了起来,出工点名时,大郭点到我的名字时,声音特别生硬,还“哼”了一声。点完名,大郭从连部喊出“大喇叭”。一夜不见,“大喇叭”头发更乱,左眼上青肿也没有消退。随着大郭一声咳嗽,“大喇叭”耷拉脑袋,磕磕巴巴地说:“我眼睛上的青肿和鼻子淌血是自己磕的------”

    随即大郭宣布撤消了我班长职务,发配我去森林出苦力——打梆子,而“大喇叭”则被宣布调到连部当勤务员。
 
    我常常看见他喝得满面通红,用手捋头发,不过那块表不见了。

(1986年《大庆文化生活》第13期)